余震绵延的大地

幽2008年年初在西南乡村旅行时，偶。然看见有农妇在散发一封“王母娘娘的信”。好奇便领了一张，内容确实显得荒诞不经。更为令人称奇的是——明显看得出来，竟然是用上世纪八十年代使用的机械打字机蜡纸油印的产品——实在难以想象，这一早已被时代淘汰的工具，还在乡村社会草根阶层中秘密地发挥着作用。中国文化历来就有“经学”和“纬学”之分。自古以来，纬学中的“谶纬术”一直在民间私相流传，历朝皆屡禁不绝。新中国以来，对此类标准的“封建迷信”，一向是实行严厉打击的；历次运动几乎已将这一现象扫尽荡平。但是眼前重新拿到这样的“揭帖”，出于对“民间语文”的特殊兴趣，我还是把它保存下来了。在多灾多难的土地上，受教不多的广大百姓，心存侥幸地期冀着果能预告未来祸福的神人，以便在险象环生的岁月之中趋利避害——这是谶纬文化得以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。就像算命星相之类神课，哪怕偶然十句中一，也能蛊惑今日许多时尚青年一样。人类在变幻莫测的历史和命运中，难免对神秘未知的事物充满孩子般的好奇心。标题为“王母娘娘的信”的这份传单，似乎在2008年年初便在预告着这一个“凶年”。此信的开端便语句不通地讲述一个山西的老太婆，某天给了一个女生这封信，转身就不见了。信中说今年——有房无人住，夫妻不团圆；有饭无人吃，儿女不能见。等等。但是观音赐有药方：生姜三片，竹叶三片，紫草胡椒少许，吃下可免。男女不能骑门槛，不能吃生水和一切生果实，不能乱解小便。同时默念如来、观音、玉帝、王母，便可躲过大劫。很显然，此信牵涉佛道两派神祗，禁忌和药方皆荒唐可笑，属于典型的“小民宗教”。但是当我走到今天——2008年11月底——再来重新审视这一文本时，却忽然感到了某种莫名的惊怵。纵观从2008年年初雪灾以来直至今日金融风暴，你无法不承认这，就是一个典型的“凶年”。即便中间有一场“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盛宴来冲喜，仍无法冲淡许多人在今年所刻下的悲苦记忆。“5·12汶川大地震”之后五个月来，余震和新震一直未能平息。迄今记录在册的已有三万多次，意即每天有两百次左右的震动——这是怎样一块积蓄着风暴的土地啊，图天涯它还要经历怎样的波动，才能释放完它的能量，才能复归万户千家一份平静和谐与安全?圈2008年5月以来，纹江区的位置如处飓风的风眼之中，显得比周边的灾区都要平静。但是每一次四级以上的余震，仍然要晃动这里的楼房；虽然渐已习惯的大众再不会夺门而逃了，但惊恐和隐忧依旧还是压迫着心灵。以我自己的体验来说，经常好端端地坐着，就会突然感到大地的动摇，会略显紧张地定神查看水杯——而事实上，这只是虚惊，是地震后遗症。从地质学上说，大地确实还未搁平，还在隐隐威胁着劫后余生的人民。而从社会学方面来看，这场浩劫所引发的各种后遗症，肯定还将在漫长的时间内，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。虽然眼前，失去安全住所的市民，都可以在活动板房里度过灾后第一个冬天了；农民也逐渐开始新建平房。但是，废墟的广大存在，依旧在萧瑟寒风中生硬刺目。而更多的高楼危房，还基本在警戒线的圈禁之中突兀矗立，基本还没开始拆除的工作。我刚去回访过邻近的汉旺镇——整个镇子还是由江苏特警戒严着，任何人没有通行证特稀f——天涯囫不得入内。所有歪七竖八的楼宇依旧保持着“5·12”当日的惨状。街心那个著名的钟鼓楼，时针仍旧绝望地定格在两点二十八分。一切都还纹丝未动，快半年了，竟然还有幸存者在警察的陪同下，在频繁赶去危险的旧居，扒拉一点未损的用具和衣服出来。我问那些把守着关口的年轻警察，他们说到了夜里，他们都不敢进去巡逻——即使在白天，我也能深深地体会这其中的惊恐和悲凉。那天在东汽家属区的大门前，一个男人正在和门岗撕扯。他要进去，他要去给他儿子烧纸——著名的东汽中学就在里面。但是没有通行证，门禁则坚决不让。这个悲痛欲绝的老男人，几乎像疯子一样狂怒大叫奋力硬闯，几个壮汉民兵和警察几乎都难以制住他的鲁莽。门禁当然有门禁的理由——所有的楼宇都悬如危巢，余震随时都可能掀翻一栋，没有通行证谁敢承担新的死亡责任?但是根本的原因还在于，只要是垮塌学校较多的灾区，家长的愤恨和怨怼还远远没有摆平。基层政府虽然已经千方百计地从各地抽调医生教师，去分隔各家各户的苦主，挨户安抚做工作，阻拦他们的集结上访喊冤。但是，谁都清楚，大群的绝嗣之痛，岂能在短时间之内抚平。任何一个人的自发哭丧悼亡，都可能再次煽起一个片区的苦情，而造成基层的动荡和上层的问责。事实上，在隶属绵阳的某县，近期就因保险公司对死亡孩子的赔付远低于交界的德阳市，而引发了家长的群体事件。按说保险公司纯属商业行为，各地根据各地的投保额赔付，实在与政府无关。但是放在眼前的大气候之下，最终的结局则可能仍然是要政府来买单拉平。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灾区基层政权来说，此刻恐怕谁也不敢轻易去引爆一座火山。㈦纹江区垮塌房屋八万多间，受损二十余万问；万幸的是没有垮塌一个学校，因此对地方施政者来说，要少了很多涉及稳定的压力——至少不会有各种中外媒体来频繁叨扰。但是重灾区毕竟还是重灾区，在越来越精细地统汁之后，现在的受灾排名，已经位居全国第二十一名。因此所要面对的问题和隐忧，几乎也与各地一样。如此巨大的灾难，在各种显现的阵痛背后，必然还有一些潜伏的后果，将在未来渐次浮出水面。最近，相邻的重灾区广元的生蛆柑橘，正在引起全国的舆论热点，从而导致整个柑橘种植业的灭顶之灾。尽管当地政府已经号召果农掩埋了那些长虫的水果，尽管这种果虫也确实无毒副作用，但是对广大的城镇消费爱蕊麓醚鬻雾i笺淄溺豳戳蘸鋈，’穗“┏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┳━━┳━━━━┓┃捌┃一┃┃鹾i譬瓣潼┃┃┃星┃┃┃┣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╋━━━╋━┳━━━╋━━━━━━━╋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┫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┣━━━━╋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┳━━╋━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━┫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┣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╋━━━╋━╋━━━╋━━━━━━━╋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┫┃┣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┳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╋━━╋━━━━━┫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碍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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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的基调时，那任何人只要是针对公权和官府 l的挑战，哪怕纯属不明真相的误会或者不甚I合理的诉求，也会赢得很多人的附和与称 i许——而这，才是这个社会真正开始危险的 l苗头。我在第一篇纹江调查中所解析的“5·21 j群体事件”，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。人们被传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┃调雨顺的日子是少数；如果没有其他公正公被问责的事。假设一村的发难引起更多市民┃┃平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，那政府就会有永远农民的景从，最后再激化出警民冲突酿成流┃┃赔偿不完的债务。血事件，则可能在灾区形成大面积的风潮。那┃┃．样的结果，基层政权多数时候就要被问罪才┃┃Il蓊I今Et任何非政府组织的民众集结行能谢罪天下了。┃┃动，即便是表达正当合理的诉求，一般都会被究竟怎样化解这个金花梨问题?纹江区一┃┃认为是影响稳定的事件。事实上，由于多年来为此再三召开会议——“赔偿”谈不上，也赔┃┃政府的一贯做法，民众并未真正完全获得总不起；假药不敢说，怕激化民间冲突。最后依┃┃书记所要落实的四种权力——知情权、表达然还是只能走“群众路线”——派工作组走村┃┃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而权贵集团对公共资源入户，挨家劝说，给确实生活困难的许以民政┃┃财富的垄断和分赃，在许多地方都是不争的扶贫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出牵头主张的┃┃事实。社会固然在进步，大众生活水平也确实人，按照一些基层政权惯用且有效的办法，恩┃┃有所提高，但官民矛盾没有得到缓解，今年以威并济做通工作，这样才终于抚平灾年里的┃┃来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说乱象频仍。又一创伤。一般来说，处理类似矛盾，驯服了┃┃民众假设按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去申请头羊则群羊皆喑。在主张“和谐”主题的今日， j┃┃游行集会，几乎还从未有某个地方政府敢于如果尚未非常“出格”，基层对此类头羊，一般 j┃┃批准。那么对农民来说，只要形成村组性的怨不会像过去那样抓捕了事。1┃┃，言，只要某个人振臂一呼，他们才不会管你那民情如水，可疏不可堵——这是古代政 i┃┃些形同虚设的所谓法律和程序。既然是没有治皆已认同的训条。底层舆情难以上达天听， i┃┃“批准”的群体上访，从现行制度上说它就是个体的投诉多数时候很难被主官侧耳，民众，┃┃“非法”；而群体性的“非法”行动——即使不只好密议群体事件来震惊朝野，以期解决自I┃┃做出(比如倾倒烂梨在政府门口)其他过激行己的委屈。而这样来之不预的事件，必然造成’┃┃为，那从本质上说，也已经构成了涉及“稳定”多方无辜者的受损——近日的重庆出租车罢┃┃的隐患了。运事件所引发的城市瘫痪，即可见出“舆情不┃┣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┫┃回天涯┃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通”的危害。而这还只是一场和平运动，万一某天发展为暴力行动，泥沙俱下时则可能玉石俱焚——这，我相信还是多数人不愿看见的景象。幽几十年来，中国政治多数时候一直保持着一种外观平稳而内部高压的态势——用行话说叫“内紧外松”。处在小农经济的当年，基层也许层层厚纸确能包裹住火焰，以致遥远京城可能无法透视边地的狼烟。但自进入信息时代以来，巨量流动的人口和无所不在的现代化通讯传媒平台，使得纯粹依赖这样的高压管理，已经不合时宜且难以实现了。地壳运动的高压都可以在瞬间引发惨绝一一时的地震，譬之社会，其实亦同此理。对基层政权来说，一边要“政治承包”达到治平，一边还要和谐怀柔以符新政——很多具体事情上便显得依违两难。因为二■‘年改革开放，本质上已经改变了许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；基本未曾改动的上层建筑，已然很难适应今日之社会生活了。没有较大幅度的政改，则很难抵达真正意义上的“科学发展观”。纹江区地理位置所在，就是一个典型的“高压”地区——自古迄今，它都是川陕大道的锁钥。拿下白马关，即可长驱成都。古书谓之“为三国险阻之区，实蜀都门户，两川咽喉之地”。今天的纹江区，更是名副其实的“高压”枢纽所在——国家电网的重要分流点。境内高压线密布如网，铁塔如林几乎无所不在。而地震之后，一个投资规模达五十亿的变电中心，又已签约将在这里生根了。国家电网虽然有着鲜明的国家标志，也牵涉全民利益，但是在实行土地承包制以后，并非像过去那样，走到哪里都可以用国家的名义随便征用当地的土地。因为电力系统是一个独立运营的国企，素有“电老虎”之称，其权力和利益实与地方无涉。因此他们要在某区占地架网，虽然一般来说地方上无可阻挡，特干i蒿——但是由于牵涉到具体的千家百姓的屋舍耕地的重新调配，那还是要和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和气商量的。一般来说，根据规模线路等等，谈好一个补偿价格j整体发包给基层，由基层再去负责摆平群众问题。对基层政权来说，一来本身并不足以阻挡“国家网络”的分布；再说这种大型工程必然有巨额资金要在当地消化，可以拉动地方经济；更重要的是这种发包的拆迁安置费里，必然还有较大的利益空间。能尽量从老百姓头上节约下来的费用，就是地方财政的收益。对于税收拮据的小县穷区来说，也可谓不菲的诱惑。变电站和铁塔所要占的具体田土，对农民的调配补偿基本皆能顺利解决。但是面对被网线切割的天空，面对那天天穿梭在头顶的几十万伏高压电，老百姓会没有说法吗?《墼i¨L年前高地村的』L户村民，对正好横跨在他们房顶的高压线就有了说法。他们偶然发现，用测电笔去触碰墙壁时，电笔会发亮，表示墙体带电。更为奇特的是，再测试他们的身体时，也会发亮。这种现象到底对人体有危害吗?即便是弱电，是否对生命构成隐患和威胁，暂时还找不到答案，但遇见雷电风雨之时，总不免令人胆战心惊。于是他们找到了政府。政府找电力部门，’电力部门说只要和高压线相距五米就是安全的；即便身体带电，也不会有危害。发包费早已付过，他们自然不愿再横生枝节。但是政府无法用这个理由去说服村民，因为电磁波对人体究竟是否有长远的影响，暂时准也不清楚。况且村民会说——你觉得没有问题，那你来住几天试试。或者说，你给我们签署一个保证，如果万一出现生命危险，你承担全部责任。那这个生死契约却是谁也不敢去签的。鉴于此，考虑到万一的风险，区委和政府还是出钱搬迁了这几户村民。但是两年前，又天涯国有一条新建的高压线路要通过堰塘村五组的领空，前后的水泥钢筋基础和铁塔都已完成，只有五组的农民堵截着施工队的进入。因为五组的地势稍高，高压线就在他们头上十来米，他们听说过高地村的事情，因此也担心以后自己身上带电。他们提出要么另外辟地给他们修建新居，要么高压线重新布局绕过他们头顶，否则绝不允许施工。面对妇女老人和儿童在人村路口的静坐，无论施工队还是基层政府都不敢强行作为，担心酿出极端事件。如果重修新居，面对的不是几户人家，甚至还有更多乡镇的类似村民会攀比模仿。电力系统该给的钱已经付讫，不可能指望他们再来出血。基层政府在尚未见证到这个距离是否会带电之时，正好重新指定宅基地，拆迁重修，按国家的赈灾政策给予重建补助。没有垮塌的房屋，则预付给每户一笔安全保证金，两厢签订好协议——如果高压线通电之后，能够测出房屋和身体电流，那么这个钱就归村民所有；如果不能测出电流，这个钱还是要归还政府。但基层政府其实心知肚明，发出去的钱，最终肯定是很难回收的。因为到时村民还会有一些理、由来拒付——比如电视和电话信号不好之类。甚至某人要是说开始头痛晕眩，你实际也无法去求证。即便什么理由没有，就是因为受’灾而无钱偿还，基层政府也不能像过去那样， j去拆房牵牛强行索讨了。 i工程终于可以开工了，拿到一点钱的村 i民暂时可以心安理得地忘记高压电的威胁。 i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┃你基层。但是对于基层老百姓的干预，他们却定一个“科学”的标准。。┃┃也束手无策——你有再大的背景，百姓还是这就是今Et基层社会的真实冲突故事，；┃┃只会服地方官的管理。工程因僵持而搁置，地在某种程度上说，三方的博弈类似于“虫子棒┃┃方利益不会受损，但对电力系统却很头疼。但子鸡”的游戏，彼此相生相克还要相互依赖，┃┃是他也有他的杀手锏，你要用电，尤其是在农才能达成一种暂时的平衡。当然这还是指的┃┃忙等关键时候，他是有权可以给你“适度配提倡和谐的当代，且还要是相对开明的主官 j┃┃给”的；那么基层政府也不敢把这个难题完全所在的地区，才能勉强臻于一个和平的结果。┃┃踢给电力部门。更何况工程之初，人家谈好的而在过往的年份或者今Et某些地方，因为此┃┃费用已经包干给你了。类冲突而以政府强势，完全压制农民而强行┃┃于是到了地震之年，这个问题再也无法施工的事情，其实并不鲜见。其结果往往是冲┃┃延宕。区委和政府反复商议，决定由群工部出突升级，或者暂时按平，而最终却要承受当地┃┃面，挨家挨户找相关村民协商。垮塌了的房屋村民对这些国家设施的漫长破坏。┃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幽大地震过去将近半年，即使余震从未彻底消失，但灾区的社会生活，多已基本恢复正常秩序。严冬在即，帐篷中的农民显然要比板房里的市民难受一些；但是对于这种建国之初即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待遇，多数农民已经懒得去抱怨。对他们而言，任何一点改善，在内心深处还是颇怀感恩的。国家在此次赈灾中，对农民的补助扶持政策，出台得比较及时。先有每天十元钱一斤粮的临时救助(其他民间捐赠不算)；后有根据人口从一万六到两万六的建房补助。至于微损而只需维修的农房，最初德阳市制定的政策是根据不同程度，给予两百至一千的补贴。前面两篇文章中说过，对于这几项救助资金，基层政府是经历了复杂的民主评议和监督，才好不容易达成基本满意的结果的。除开第一项马上发到了农民手上，第二项要根据修房的进度分批予以发放；第三项维修补贴却又临时搁浅了，原因是砖瓦水泥物价暴涨且供不应求，德阳市政府根据大面积的民间反应，决定在原来评议的基础上，把补贴上调五倍——变成补助一千元到五千元。结果政策刚刚发到乡政府一级，就受到了很大的反弹。老百姓反而不干了，基层政权面临新的压力而手足无措，上级政府出乎意外只好紧急叫停。补助增加了反而难以执行，其中的原因何在呢?好心上调的政策却在基层受阻，这恐怕是高居都市的人难以想象的问题，也可能是只有中国农村才会出现的荒诞一幕。原来症结是金钱只能大致分出额度补助，但是地震的破坏却难以细分其程度。比如在最初的方案中，张家的瓦损失了大约200匹，村民一致同意补助张家200元；李家的瓦损失了1000匹，大家同意补助1000元。彼此相差只有800元，这基本不会影响大致的公平和平衡。但是按新的政策，张家虽然可以拿到1000元，但李家则能拿到5000元，彼此相差4000元，而特稿损失的程度却并非大了这么多，那么张家就会有意见了。“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”——这个古老的困惑再次充满整个灾区了。由于牵涉面极大，不完全推翻过去的方案而重新予以评议，简单地按比例放大，就可能好心不得好报，甚至引发基层的再次震荡，于是上级只好叫停。但是对于基层政府来说，重新召集各村组再次评议、公示和修改，反复纠缠验证劝说，实际是一个耗时费力的难题。更何况很多微损房，老百姓为了生活，早已自己动手维修完毕。虽然保留着当初的照片，但根据每家的照片所能呈现的灾况，事实上是难以分辨出完全清晰的等级差距的。而且还有很多灾民已经又外出打工，重新召集都很困难。面对诸多难题，基层政权只能苦笑。早就从媒体知道维修补助消息的农民，会质询基层政府为何还不下发，救灾款是否挪作他用?基层政府要么息事宁人维持原方案不变，要么就只能暂时搁置，简单地放大肯定只会迎来更大的冲突。如果退回原来的政策，事实上是所有灾民皆未得到好处，对于乡村经济来说，本身也是一种损失。由于很难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，我估计为了减轻基层压力，有可能会选择维持原案这种“零和”的无奈方式。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说，在一次交易中，追求“双赢”是任何一个经济人都会自觉选择的方式，但这种铁律却在社会学这里，无法得到符合逻辑的推理。在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里，人与人之间似乎往往更倾向于选择一种“共输”的结果，才能心气平和相安无事——这是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命题。豳由于建国之初即已形成的居民和农民两种户籍制度(不平等的国民身份资格)，致使中国农村问题的复杂性，在今天仍然远远超出高居庙堂者的想象；也不是许多天赋人文情怀却深藏书斋的知识分子所能详察天涯团的。．就拿此次农房重建的补助问题来说，中央给出的政策是每户一万元，地方配套补助一万。这是一个大的框架，到了基层因为确实存在每户的人口多寡问题，一律两万明显不合适，遂修订为一至|三口之家补一万六，每增加一口再加五千，但最多不能超过两万六千元——这是德阳市所辖各区县统一的标准。按说依照这个基本明晰的方案去对应发放即可，谁知政策一到乡镇，立马出现卡壳。先说户口问题——一户的定义是指在“5·12”前同属一个户口簿的一家人。如果在那天后分家甚至离婚的，都不能享受两户的待遇。这个界定看似简单，实际上问题马上就出来了。农村和城市不一样，自古就有“树大分权，人大分家”的传统。因为土地并非私有，目前仍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制——一个农民去世了，他名下的土地其所在小组必须收回。一个孩子长到十八岁，他可以新分到一块土地。一个姑娘嫁走他乡，她原有的土地要收归集体；外来的媳妇娶到本组，也应该分她一份土地。因为集体的土地处于内部不断调换的过程中，孩子结婚之后一般都会选择分户，以便享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使用权。但是因为贫困等原因，许多家庭两代甚至四世同堂——只有一栋瓦房，但是户口却是两个甚至三个。现在房子垮塌了，他们该怎样来获得补助呢?而且农村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实际情况，就是一家之内，分户之后有分开开伙的(哪怕同处一室，父母和儿女收支和饮食皆完全独立)，也有没分开开伙的，这该怎样来认定和区别?如果仅凭乡镇干部按照派出所的户籍档案来照本宣科发放，势必引起很大的纷争。仅仅针对分户未分房的家庭，基层就必须在广泛征求民意和充分调查的基础上，拿出七种参考意见和处理办法——1，倒了同一栋屋，事实上分户且分伙的，按两户补助。2，五人以下，分户没分伙的，按一户补助；六人以上则交由群众评议适度认定。3，夫妻震前未离婚却有两个户口簿，且长期共同生活的，按一户补助(含未成年人单独立户的)。4，夫妻未离婚但长期分居，且各有住房皆倒塌；包含其已成年子女单独立户而各自开伙的，皆可按各自一户补助。5，震前分户未分房，震后申请各自重建一栋的，可以分户享受补助。6，分户分伙但重建不想分开建房的，必须达到一百平米才能按两户补助。7，父子同屋但分户，一住正房，一住偏房，倒塌其中之一，必须分开重建才能按两户补助，否则按一户计算。仔细揣摩这些细则，就能领会其中的微妙区别和含义。因为两万左右的现金，对所有农村来说，都是一个极具诱惑的好事，谁都不甘放弃。但凡能找出多拿的理由，那肯定要找政府讨要。钱虽然来自国家和上级，但基层政权也不敢乱发；不尽量追求一种琐屑的公正，还会刺激新的乡村冲突并招来上级的追究。然而，乡村社会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，还有更多的独特之处，值得从事社会学研究和国家制度设计和管理的人员来探讨。 l溱黎I虽然我国是一个户籍管理非常严格的国家，但其中隐含的弊端早已为时议针砭。酝酿多年的户籍制度改革，迄今仍未有太多进展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歧视性政策逐渐取缔，农村户籍日渐混乱且不为农民重视。只有大难降临，要根据户口来实施赈灾之时，各种平时忽略的户籍管理问题，才开始凸现出来。’比如前面所述有分户未分房的家庭，那么在现实中就有分房却未分户的，意即两代人早已分家过日子，且各有住房都倒塌，但是却只有一个户口簿，震前未去办户口分割手续的。对于这样的问题，就不能简单地一刀切。如果他们还是分开建房，可以分别享受补助。如果经济困难又想合并建房，那仍只能按一户计算。这对农民本身来说，受灾之后两家的钱凑在一起，再加上国家的两份补助，大约可以马上修建一栋合住的新居；但是如果合国天涯并只能领到一份，或者说非得分别重建，那可能一时都无足够财力重建，只能继续在帐篷蜗居。但是基层政府如果不这样硬性要求，在政策的具体执行时，就肯定又会出现人们趁机冒领补助的现象。就算如此严格的规定之下，仍然还是有人企图作弊多要。最近邻县抓捕了一个村民组长，就是因为他与某村民合谋制造假的房屋倒塌档案，计划骗取国家救助而犯法的。还有一些户籍现象是“有人却无户口”，比如合法结婚来的外地媳妇，女方所在的地区经济比这里好，她以及孩子的户口不愿转来，但是她们又长期在本地生活。还有一种是“有户口却无人”的现象——女儿因婚远嫁，但是并未转走户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家人之中，有的是农业户口，有的却是非农户口。这样的现象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遗留问题，眼前都得要一一区别对待和处理，并交由当地群众评议公示认可才能算数。更有一些特殊的家庭情况，不在上述范畴，涉及到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，如何处理的问题是许多人绝对没有设想到的——比如计划外超生的子女，是否纳入重建政策享受人VI计数?“5·12”之后自然增减(婚生和死亡)的人口，暂时在户籍簿上没有修订而实际发生的，其人口如何计算?轻于无期徒刑的服刑人员，户籍仍然在当地，是否纳入家庭受助人口数?服役的军人和高校的学生，以后都可能要回来(因为国家已经不管安置和分配)，他们是否纳入受助人口?这些看似琐屑的问题，在仍然贫困的灾区，它就是老百姓要抵死纠缠的问题。基层政权拿到的是从天而降的巨额账目，但如何把它合理合法地分配下去，真正达到救灾的目的，而不是反而引起群众不满和社会风潮，那确实还是一个需要绞尽脑汁的问题。用书记老吴的口头禅来说——这正是干部“考手艺”的时候。特稿《粪蠲经过无数次和农民开会，与基层干部商量，好歹慢慢厘清了上述问题，拿出了一个大家基本认同的方案。但是刚刚把方案公示几天，新的质疑马上就来了——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现象，实在让人措手不及且匪夷所思。金河镇是由原来的两个乡合并的一个场镇，为了繁荣集镇经济，以前在镇上的边角余地修建过一些简易商品房，廉价出售给愿来场镇经商的农民——这些没有国家土地证的房屋，现在俗称“小产权房”，事实上在各地都广泛存在。谭家村的老张靠修自行车省吃俭用，买下了一小套，现在却垮塌了。而他在五里外的乡下，原来的旧居也毁于一旦。由于他的户口还在原村，他可以享受农房重建的补助；至于场镇上这套房子，则因为没有土地证，政府不予计算(据目前还不甚明朗的城镇补助政策传说，如果是证件齐全的商品房，还是可以拿到一份补助的)。老张是手艺人，当然轻易不服这个政策，因为他马上就能举出一个例子，让镇上的干部瞠目结舌——他隔壁的李嫂是他同村的村民，房屋也已垮塌。但李嫂的丈夫是城镇户口，也在场镇买有一套小产权房做生意，当然房屋也垮塌了。但是他们家却能女人享受农房补助，男人享受城镇户口重建补助政策。这其中的差别从何而来?一家有城乡两种户籍的就能两头沾光，而农夫老张一家只有农民身份，哪怕也倒塌了两处房产，却只能得到一头救助，这显然是他和许多人都难以想通的。接踵而至的退休工人老袁，这天也来到了镇政府讨要说法。他祖籍就是小河村的，但他很早就去城里的国营纤维厂当了工人，因此户口在城里。但是他在城里并无住房，退休之后儿女接班进厂，早已和他分家过日子，他只好回到老家的祖宅里生活。也就是说，他住房在农村却没有农民户口，城里有户口却无住房。这次祖宅垮塌，他也必须要重建，但是天涯囫应该由谁按什么标准给他补助呢?此类情况不多，政府只好破例准许他拿农房重建补助。黄土村的小叶又带来了一个新情况，他在村里的父母双亡，他自己在外地务工多年，但户籍仍在本村。老屋原本早无人住，年久失修这次也垮塌了，他也不会再回来修房种地，那他可以拿到重建补助吗?如果说不修就不给钱，那他万一要修，对乡村来说，既要给钱还要给他一块本来紧张的宅基地，岂不是两厢皆不划算。最后决定对此类现象，采取一个折中且两全其美的方法——由本人与村组签订协议，保证今后永远不找政府和村组要责任田和宅基地，然后按政策给予一次性补助。俗话说政策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；上有政家——各种各的田地。但是对这些怕干农活的青年来说，他宁可土地抛荒，也不愿挑粪下田。那么他们的出路之一，就是到当地的场镇、上去混生活。农村集镇虽然不大，但是往往也能容留下几十个这样的闲汉。他们一般会随便找个极便宜的床铺住下，每天在茶馆打麻将，到处凑合着一El三餐。哪家有红白喜事，就去赶个场子，卖点小力气活。也有在集市上捣腾一点半合法半不合法的生计，甚至小坑小蒙或者跟某个“大哥”当小弟的。总之，连乞丐都能生存的今日，。一个闲汉自然也不会为简单的衣食发愁。目前还很少有人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一人策，下有对策—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底群的生存状态，但是又确实是广大农村普遍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┃家务农的已经很少。还有一小部分既不愿打土地，是可以领取这笔补助的。面对这近两万┃┃工也不愿务农的青年，就蜕变成新的乡村闲的现金，这些闲汉自然也会愿意选择签约领┃┃汉。农村父母一般不像城里人，可以容忍孩子钱。那么对这样的人，基层政府究竟是给还是┃┃成为“啃老族”；农村孩子长大，父母多要分不给呢?根据任何法规必须一视同仁的准则，┃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那他们也应该享受补助——因为他们也敢签约。但是这些人领钱只是拿去喝酒赌博，绝对不会去重建房屋，挥霍干净之后，他们依然还是乡土社会的一帖“狗皮膏药”，还会继续贴敷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你政府的包袱。更麻烦的是，给了不建房的他们，那其他人也会起来攀比索讨。最后基层政府决定还是把这个问题交由“村民自治”来解决。村民之间对谁的情况都比较了解，对这样的人如果不建房，大家讨论决定不同意发放补助。至于他够条件应得的那份补助款，则由区财政暂时留存，等他哪天建房后再给。现在有些闲汉寄居在板房里，依旧过着他自得其乐的生活。某镇的汤书记感叹说——我就担心两年后，多数人都搬走而板房过渡结束时，这些人住习惯了不要房租的板房而不肯搬走，那又该如何处理?幽说到了活动板房和临时过渡安置问题，现在是到了可以来反思这一救灾举措，究竟效果如何的时候了。因为在地震的最初两月，全国人民都看见各条入川大道上，多半奔跑的是满载活动板房材料的大车。而现在的灾区镜头画面，也多是鳞次栉比的板房聚居区。这几乎是中国救灾史上的一次首创行动，三个月之内，灾区大地上立起了上百万板房——这既是奇迹，也是一件值得详细探讨的事情。因为这对未来的各种救灾方案，一定具有可资借鉴的作用。在灾难发生的最初几天，面对大片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人群，在风雨烈日下的简易帐篷中寄居，任何地方官都会考虑到过渡安置问题。因为重建房屋肯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，不得不考虑灾民酷暑寒冬的生命安全。但是究竟是免费提供板房过渡，还是发放过渡安置金，这在纹江区委最早的讨论中，就曾引起争论。但是很快就有了中央政策——由国家统一调拨活动板房，由外省派员统一援建，灾区自己负责集中平地搞好三通即可。既然是不要钱的房子，那多数地方自然愿意选择多要，以免灾民之问争抢扯皮。但是很快便发现，多要有多要的麻烦，地方出钱要负责的三通一平，花费也不是小数。于是纹江区在原定的指标上一减再减，最后建成了六千套的板房。板房的人住条件是倒房和危房的市民家庭；而危房不是一个马上可以鉴定、轻易就敢否定的问题，因此申请要住板房的人会很多。纹江区的六千套板房两月建成，很快就分配完毕。眼前已经入冬，我晚上到几个聚居区去查看了解，发现真正在里面睡觉生活的，平均下来大约只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住率。我也到重灾区绵竹和汉旺镇去了解过，入住率稍高一些，仍然有很多分下去只是成了灾民的储藏室。从原材料到运输安装再加上当地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，目前纹江区的板房成本是，每平米约700元，一间房近1．5万元。不管这个钱谁出，加起来就是一个真正的巨额，更不要说还要占用大量的地皮。老百姓之所以不住但也会要这个板房，是因为反正不要租金，反正不要也没有过渡安置费，几年后这个板房拆除也不归灾民所有——所以不要白不要。我曾经抽查过一些灾民，问他们——在只给七千元现金但保证自己解决过渡问题，和免费住进价值1．5万的板房享受社区服务之间——你们愿意选择哪种?多数说哪怕给五千也会选择现金。因为现金是切实属于自己的，板房最终还是政府的。拿到现金后可以出门打工，可以投亲靠友，也可以租住房屋；还可以用于买房建房。当然也有一部分确实无计可施的老人，还是愿意选择板房。但是选择板房的基本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。用板房救灾过渡，意味着国家和基层政府花了大钱，费了时间和人力，但老百姓却未获得充分享用的实利。而板房最终拆除之后，也基本没有残余价值。但是假设开始就由灾民自己选择，要钱或者要房，要钱就只拿房钱天涯回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；那么既为国家和基层省了大笔财力，也让灾民多了许多活钱。因为对农民的过渡安置，就是每户两千元再加上借用一顶帐篷(需要的话)，广大的农村灾民也没有怨言。而城镇居民的板房费用，如果他们自己再加一倍的钱，他都可以在区县一级买到同样面积的商品房了。从某种角度说．各地的援建和原材料，最终都会通过各种转移支付的方式，由中央财政买单。基层政府所花费的配套费，一样也会从上级拨来的救灾资金中消化。一切最终看来只是中央花费巨资，打造了一个巨大的形象工程j当然由于灾难的突发，这次也许没有算好这个总账，但是现在积累的经验，我想或许还能借鉴于后世吧。幽就纹江区来看，眼前除开板房区和不多的废墟外，表面上似乎已没有什么地震的伤痕了。尽管大地还在时不时地微震，但歌台酒肆又已恢复温香狂欢。灾难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，哀伤和悲愤也许都将在岁月中稀释，最后万劫不复，一切都将被多数人遗忘。但这只是市井盛世所呈现的一个表象。对那些真正家破人亡的幸存者而言，“5·12”仍然是心中永远无法填平的鸿沟，是在暗夜渗血的伤口——只有当事人才清楚那种疼痛。在北川，一个年轻的母亲最初确信自己的孩子已经深埋在幼儿园的废墟之下，她经历了那种彻底绝望的哀痛。几个月之后，她忽然又在展出的救灾摄影中，清楚地看见她受伤里，看见了一个没有插电的电视机，我问他，他说砸坏了，舍不得丢，就这样摆着吧，也算是个家具。他像一个落寞的破产贵族，在留恋往日富贵的最后一点余温——．{旦他只是一个日渐衰竭的农民，也许他的今生，都再也买不起这样一个伴他孤独的玩意了。焦躁会使人失衡，会在寻常的贫贱生活中引发暴怒。在鑫福镇的某组，一个组长和几个农民去交界的另外一个镇喝酒，在讨论重建的宅基地调整时发生了一点争执。其中一个农民竟然临时去买刀，回来当场杀死二人重伤一人，然后逃亡。那已是奥运在即的日子，一个命案在身的农民的逃亡，对基层政权来说，意味着各种难堪的后果。所幸追捕及时，三天后便在绵阳拿获，才避免了可能的后患。而另外一个平时都还和睦的农民家庭，在‘灾后的几句寻常拌嘴时，丈夫竟然动刀重伤 i了妻子。这样一些看似普通的乡村事故，绝对 l与这场地震相关。那些在最初的日子里看似 i麻木了的沉痛，正在日渐稳定下来的生活里』慢慢唤醒。烦恼还会像漫无边际的阴霾一样，{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覆盖这个盆地。 i j— i幽截至2008年10月底，纹江区是德阳 l市唯一实现了在规定时间段里“零上访”的区 i县。但是，这里和全国一样，并非真的从根上；解决了所有社会矛盾，因此还是在奥运期间 l出现了一个惊险插曲。因为上访的问题，目前；几乎是困扰所有基层政权的一个普遍问题， i所以有必要再来叙述剖析一下这一个案，借；育英镇街上有个农民吴省飞，一直是纹江区著名的上访户。他在十年前被成都铁路公安局以盗窃罪收审，被打破了脾脏，还没收了他五千元钱。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而释放，于是他就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之路。就事论事，按照现在的法制来看，警方是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的。但是铁路公安方面人事变化，对这种陈年旧案根本就没有记忆；当然更重要的是，一个普通农民的投诉对他们这样一个部属单位，根本就不构成威胁，因此也就一直无人理会。但是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，这个农民的一切上访甚至极端行为，都归他所在的区县负责。而区县更不具备责成铁路公安解决的权力，当然也无承担这一错误以及赔偿后果的责任。该人因为脾脏受损，丧失部分劳动能力，平时本在另外一个县城靠踩三轮过日子。如果他在特殊时期上访，按属地管辖的原则，纹江区本来也可以不管。但是由于“政治承包”的原因，奥运期间那个县也怕这样的外来人添麻烦，就驱使他回到了纹江区。他本来平时要忙生活，多年上访也没有实际结果，已经灰心丧气了的。但是眼前对他的重视，使他明白奥运对他而言是一个申冤的良机，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了。他在凌晨轻松地逃出了人们的视线，消失在四川，纹江区相关部门顿时紧张起来。几天后他甚至得意地打了个电话回来取笑监视者说——你们不是不许我去北京吗?我已经到了。但是追查他的电话，发现是浙江的小灵通号。如果他去了浙江，那也无所谓。但是再一了解，浙江的这个小灵通是可以在北京通讯的，基层又紧张起来。有可能他是借的浙江来的另外一个上访者的电话，如果他真要在北京做出什么过激行为，那基层政府肯定难辞其咎。最后相关部门终于通过一些技术手段，查清了他的位置——他已经盘桓在保定，准备伺机混入北京。镇政府急忙派出一个小组，：f等于糕——赶赴保定顺利地将他强行迎接回来。纹江区相对而言还算温和，考虑到他确实有冤情，以组织名义派人带他去成都找铁路公安交涉。鉴于奥运背景，各个单位也真怕事情闹大惹出麻烦，铁路方面立即退回了当年没收的五千元。至于伤病赔偿，则仍然无法也不敢应承——赔偿了就意味着承认刑讯，那就要追究具体人的责任。而时过境迁，现在的苦主也难以提供充分的司法证据，因此只能不了了之。那么纹江区也只能对他说——作为地方政府，我们已经为你尽力了，你要再惹麻烦就是跟地方过不去。对地方上来说，已经前后为他花费了三万多元，确实也十分冤枉。但是有人会问，为何不直接拿这些要花费的钱，补偿给当事人以彻底平息事端呢?这是因为对基层来说，又有一个两难——对于不是自己责任造成的苦主，假设一听他扬言要上访就立即出钱摆平，那就等于给百姓树立了一个要挟讨钱的榜样，类似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。但是对于已经走上京城的人，你没有直接责任却有管辖责任，于是你还得去花钱才行。各地皆有大量类似的苦主，许多地方政府对于坚持缠访的人员，还有一个无法之法，那就是劳教。在一些例行规定中，凡是两次进京上访闹事的，皆可以被当地公安强制劳教。劳教在现行法规中是属于警察系统可以自行裁量的治安处罚手段，不需要经过检察院和法院，因此也是备受国际社会和法律学者指责争论的一个问题。在强制收容遣送法被废除之后，劳教制度的存在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成了基层政权对付“刁民”的一个重要手段。而具体在辖区如何采取，在哪种程度和范围内采取，实际要看当地主官的个人情怀和修养。严刑峻法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的和谐程度，因此即使有对两次进京上访的处置条例，对愿意多行仁政的部分官员来说，也还是不会去轻易启动。于是，农夫吴省飞在地方政府帮助下讨天涯回回了自己的钱之后，只能签约息讼。只能继续带着自己的陈年旧伤，去原来那个县城做人力车夫。关于他是否还会进京的问题，则协商交由那个县的相关部门来监督管理了。阌土地的私下流转，事实上是早在“双提双统”的年代就已开始了的。土地承包最初的阶段，确实解决了农民的饥寒问题。但随着各种苛捐杂税的增加，生产资料的涨价和农副产品的抑价，造成农村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——种田赔钱。于是青壮农民形成出门打工潮，要么弃田抛荒，要么把承包田无偿转给其他农户，只要他们分担其农业税即可。取消农业税之后，农民不再为那份责任田纳税，因此无需免费给人种植；但是土地的闲置则是到处可见的——每家名下那一亩二分地，确实种不种植都没有太大的损益。于是有城里人来乡下租地，相对规模化地发展新型农业产品。因为土地是集体所有，农户实际没有太多的话语权；加上土地本身也确未给农民带来很多收入，于是投资人一般只需找乡镇一级和村组长协商，甚至给村组长一些好处，就能很低价地长租下大片土地或者山林，只需给那些农户一点廉租即可——最近我所了解的一例，就是年租金一万拿到了两百亩左右的上好坡地，意即每亩每年才五十多元租金，而且一签就是二十几年。这就是土地“集体所有制”下才可能达成的协议，是明显伤农的现象。如果土地农民私有，他随便扔几粒土豆种，也不止收获这么菲薄。也正是因为多少年来，投资人都能从村组这样的集体，拿到如此廉价的资源，于是才会为今H的乡村社会，埋下了如此众多的纠纷和乱源。2008年的云南孟连事件和江西铜绿山事件，本质上都是当年的廉租留下的伏笔。纹江区2008年同样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纠纷，可以用以解析全国的同类问题。话说卧虎镇有几百亩坡地，分属几十家农民半种这块适合种植水果的土地，就与乡镇村组签下了二十五年的租约。显然当初他的租金更要便宜。之后他花了不少钱改造整理土地，退耕还林种植水果，现在终于开始可观的收益——这时，农民也开始内心不平衡了。按照惯例，所谓的集体土地的出租，因为涉及到一些农户的承包地，一般村组都会要涉及者在租约上签字画押。万一有人不同意，只要多数人签了，村组也会强制执行——因为土地在法律上属于“集体”。而这个“集体”，并无大家授权的法人，村组长是可以和上级以及商人进行暗箱作业的。现代社会你要在城市租一个门面或住房，房东都会要逐年涨价，因为万物皆在涨。对农民而言，他的一切生活资料都涨了，你的产品也涨价了，但是土地的租金却几十年一成不变，他怎么会没有意见?他虽然从前可能也曾签字画押，但是眼前他却会以农民的方式，来表达他对不公协议的意见。㈧这个果园的老板确实是会经营的人。他除开种植了各种优良品种的水果之外，还在果树下配套种植了花生之类瓜果。于是就有愤愤不平的农民——这些土地原来承包的主人，直接来果园抢收这些瓜果。老板面对这些公然抢夺，一般来说有两种可能选择。一是找基层政府投诉，包含在法院起诉。但是基层政府或者法院，实质上是拿这些农民没有办法的。农民在面对官府和法庭时，也准备了他们看似荒唐的理由。他们会说——原来的协议签订的是种树，而没有包含种花生。是客商违约在先，我们当然可以来收这些花生。基层政权在面对这些无理取闹时，通常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，不愿激起农民的群体愤怒。而农民对这些瓜果的变相抢夺，本质上；还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，你无法真正启动司|一法程序来对付——更何况还有个法不责众的!半荒着。一个德阳来的投资商五年前看中了问题存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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